根据列宁的观点，法律的实施需要监督：一般是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

相信读者只要对以下诸方面知识或情况有所了解，就知道《另》文关于同类人法律面前平等、不同类的人法律面前不平等的说法不仅完全没有根据，而且与基本权利保障的历史趋势和我国宪法的规定根本对立。可疑的分类行为，如基于种族、宗教、血统的分类受严格的合宪性审查，往往会被认定为违宪。

《另》文作者由于并不真正懂其说到的权利克减，因而其据以评说事情的结果，难免让人脱离权利克减的内容和原意。3.《另文》认为：只有对宪法中的国家性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等根本性的事项，必须进行重大改变的时候，才能修改宪法。设立监察委员会是对宪法规定的一府两院的组织结构的一种变革，这种变革是伤筋动骨的，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按照这个原则，任何国家机关，其权力都以宪法列举的为限。这些话不仅如前所述，是宪法上没有根据的空话大话，也是不利于法学研究形成健康学风的。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另》文写道：宪法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同一类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第125条公开审理与辩护权利。

[15] 阚珂著：《人民代表大会那些事》，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过于庞大的人大代表规模和短暂的人大会期使得人大缺失充分审议立法的能力。蒋华林，广东财经大学经贸学院讲师。至于对部分的规范阐明是以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还是五分之四还是其他，何者为科学，以及何者吻合立宪主义精神，需要审慎权衡。

这种制度设计在解释者与行为者分离时运行得相对有效，但如果解释者与行为者是同一主体时，解释权便变得尴尬起来。把全国人大的一部分立法权交由作为它的常设机关的常委会来行使，就可以弥补全国人大不能经常开会的缺陷，从而保证更好地发挥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作用，加强社会主义的立法工作。

宪法实施三十年来，三种程序之间的制度竞争使得立法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宪法发展方式。故对于刑法的修正，必须接受罪刑法定原则的检验，这是刑法立法权力行使合宪性的根本保障。而1997年之前先后出台的23个单行刑法，以及路径依赖下1997年《刑法》后出台的1个单行刑法、9个刑法修正案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制定、通过的。当行为者成为解释者时，它几乎可以成为真理的化身。

[27] 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五版（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8-52页。1959 年4月28日，全国人大授权常委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对现行法律中一些已经不适用的条文，适时地加以修改，作出新的规定。而废权论其实质是修宪的主张，看似快刀斩乱麻，但混淆了应然与实然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具有刑法修正权这一问题，有不顾现有制度家底欲毕其功于一役之嫌，这种主张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由于实证法本身不断被质疑，从而基于实证法的稳定秩序难以形成，最终也损害了正义的实现，[38]很有可能刚出虎穴，又入狼窝。[23]有损刑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如此背离刑事法治原则，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危险信号。

[12] 张友渔：《新中国制宪工作回顾——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法学研究》1984年第5期，第4页。反思过去的修法，真正应该引起批评的，是增加新罪名的补充部分，这部分不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修改和补充的方式进行，而应当属于制定权，属于全国人大的权力。

这是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通往宪制及其刑事法治之路相同的一面。（一）从修改时间上来看 如表1所示，自199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第一个刑法修正案以来，至今已出台9个刑法修正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次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距离最近一次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时间平均间隔为94天，除《刑法修正案》（二）、《刑法修正案》（六）、《刑法修正案》（九）颁布时间在两次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中段外，其余6部修正案皆少于3个月，其中，《刑法修正案》（五）、《刑法修正案》（七）、《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时间距离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分别是5天、5天、8天。

[39] 关于当下人大的立法能力，秦前红教授直言不讳指出：……但中国多元化而不是精英化的代表机制，使得绝大多数人大代表并不具备立法的基本素养。[44]当然，从有利被告原则出发，同时顺应刑法从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变革的理性化、文明化浪潮，对于罪刑关系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削减死刑罪名等修改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第67条第（3）项职权，具有较为牢固的合宪性根基。[52] 徐向华、林彦：《立法法修正案评析》，《交大法学》2015年第4期，第65页。[14] 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11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2年第5期，第6页。④不能使定罪量刑标准产生前后迥异的变化，从而引起司法上的混乱。②不能在刑法典犯罪分类的客体体系范围之外新设罪名。

在此意义上说，宪法主要是授权性法律规范。由于刑法问题直接关涉生杀予夺，而宪法作为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必然需要对犯罪与刑罚进行原则性的规范，以制约刑事立法与司法。

宪法不仅是一部普通的权利文件，而且是一部保护所有人权利的基本文件，是每一个理性人都能同意接受的社会契约。第35条自由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为保障个人权利，立宪主义倡导者主张，要使政府受到控制并对其权力行使加以限制。前述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历史显示，如果仅从单次修正活动看，修改幅度并不大（刑法修正案九是截止目前修正幅度最大的一次，也只是12.39%，平均修正幅度为4.11%），可以视为宪法规定的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将其9次修正案合并分析发现，一部刑法典已被零敲碎打式地修改了36.95%，可以说几乎变了模样。

原则上讲，所有刑法问题都可以从宪法角度来解释。[⑩]1978年宪法延续了1954年宪法的规定。[14]这一变更过程明确反映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在听取民意之后有意对基本法律修改权加强监督、维护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的意图。（二）从修改限度上来看 表2、表3反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近年来通过刑法修正案形式修改《刑法》的幅度与广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也可以说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18] 蔡定剑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7-92页。

[29] 梁根林：《刑法修正：维度、策略、评价与反思》，《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55页。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由于特定历史原因，在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专门授权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的精神、根据实际的需要，适时地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即单行法规。[47] 本文设定的三分之一，仅仅是对宪法第67条第（三）项规定的部分补充和修改之部分的一个具体化假定。

但如果以这样一种机械的文义解释方式解读宪法条文，毋宁说，这样一条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充和修改基本法律的限制性条款几乎可以视为多余。如果引致这一权力配置的条件没有发生改变，即全国人大本身在代表构成、代表数量、会期、职能等方面没有实质性调整，[39]目前单纯强调回收国家立法权，显然并非周全之良策。但是，谁是推动刑法更新与发展的适格主体？则关系到刑法修正的合宪性与合法性根基。[⑤] 参见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13页。

宪政的价值追求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⑥] 参见张千帆著：《宪法学导论》（第2版），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否则，应该由全国人大行使刑法修正案立法权。[49] 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

[21] 参见刘宪权：《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法学评论》2016 年第1 期，第86-97页。所指称的宪法规范内涵，即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设置，专属于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